中國古代書籍裝幀的幾種形式和演變過程
時間：2019-03-07
來源：Yojo幼兒園聯(lián)盟
作者：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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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繩串聯(lián)
中國的書籍出版有著悠久的歷史，書籍的裝幀形制，也是隨著書籍的生產(chǎn)工藝和所用材料的發(fā)展變化而不斷地演變著。
一般認為，中國最早的書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龜甲或獸骨，距今已有3000余年。當時，為了便于保存，將內(nèi)容相關(guān)的幾片甲骨用繩串聯(lián)起來，這就是早期書籍的裝幀形式。
從商代后期開始，出現(xiàn)了青銅器銘文，統(tǒng)治者將重要文書鑄于青銅器上。特別是到了西周，銘文可以容載較多的文字。西周的毛公鼎的銘文達500字，因人們多把古代這種鑄之銅器上的銘文看作古代“原始書籍”形式之一，故多數(shù)書史家認為，它也是古代書籍裝幀的一種形制。
2、竹簡
竹簡是紙發(fā)明前最具代表性的書籍形制。它可以根據(jù)文章的長短，任意確定簡數(shù)，一簡書字一行，最后用上下兩道繩編串起來，卷捆后保存，還有葦編和絲編兩種，考究者用織物縫袋裝入。竹簡約起源于西周后期，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紀。竹簡除以竹制成外，也有用木者稱木簡。與竹簡
并行的還有木牘，制成長方形木片，用于書寫短文。
3、帛書
帛書是略晚于竹簡的一種書籍形式，它是將文字書寫于絲織品上，其裝幀形制是縫邊后成卷存放，由于材料昂貴，多為統(tǒng)治者書寫公文或作繪畫用，一般書籍使用較少。
4、石經(jīng)（石碑）
石經(jīng)也是古代書籍的一種形制。最有代表性的是《熹平石經(jīng)》，它開刻于東漢熹平四年（公元175年），將儒家七經(jīng)刻于46塊石碑上，總字數(shù)20多萬字。它立于洛陽太學門前，供人們閱讀、傳抄和校正，它的功能超過了一般書籍。其形制是雙面刻字，文字豎向閱讀行列整齊，碑呈U字形排列。其它如隋代開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經(jīng)，雖年代晚于《熹平石經(jīng)》，但其影響更大，價值亦高。
5、拓?。ň磔S）
紙張發(fā)明后，出現(xiàn)了一種拓印形式。它可以將各種石刻文字復制在紙上，經(jīng)裱裝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閱讀。后來這種方法又用于青銅銘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。從南北朝到隋代的宮廷藏書中，各種拓印件是一個重要的類別。
紙發(fā)明于公元前二世紀；從公元二世紀起，紙才較多地用于書寫；公元二世紀，紙的使用才更為普遍，成為書籍載體的主要材料，紙質(zhì)寫本書籍的裝幀形制有多種變化，最早的寫本書延用了簡策和帛書的形式，即卷軸裝。唐代初期，在卷軸裝的基礎上，又出現(xiàn)一種旋風裝，過去，由于只見記載，未見實物，因而對旋風裝的形制眾說不一。宋代張邦基稱這種裝幀為“逐頁翻飛，展卷至末，仍合為一卷”；清代葉德輝稱其為“鱗次相積”；也有人認為是將經(jīng)折裝首尾相連即為旋風裝。后來發(fā)現(xiàn)了唐代《唐韻》寫本，是將所寫書頁逐張依次錯開貼于卷軸底紙上，閱讀時打開逐頁翻閱，讀畢仍卷為一軸，其外觀與卷軸相同，從而證明前兩種說法是正確的。
6、經(jīng)折裝、旋風裝和蝴蝶裝（印刷術(shù)發(fā)明初期、遼金時代的書籍裝幀）
經(jīng)折裝起源下南北朝，其形制是將所寫書頁按順序裱貼在一起，再一正一反連續(xù)折疊，再裱以前后護封。
印刷術(shù)發(fā)明前，書籍的裝幀形制，一般只有上述幾種。印刷術(shù)發(fā)明后，卷軸裝、經(jīng)折裝仍在繼續(xù)使用，但在使用材料，開本的大小，裝潢工藝等方面，仍不斷有新的發(fā)展。并且隨著印刷技術(shù)的發(fā)展，新的書籍裝幀形式也不斷出現(xiàn)，先后有蝴蝶裝、包背裝、線裝等。
印刷術(shù)的發(fā)明，標志著書籍的出版進入了新的時期。由于生產(chǎn)手段的改變，使書籍能夠快速大量地生產(chǎn)，使更多人能有讀書機會；書籍需求量的增加，又促使了出版印刷業(yè)的繁榮和發(fā)展。出版者對書籍的裝幀形制則越來越重視，從開本的選用、版芯的大小、字體和行格、裝幀形式、封皮的用料等，都體現(xiàn)了完整的古代書籍裝幀藝術(shù)。
金代北京的書籍裝幀形制，大約與南宋相同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軸裝已很少使用，佛藏和道藏多用經(jīng)折裝，一般書籍多用蝴蝶裝。
蝴蝶裝是印刷術(shù)發(fā)明后新出現(xiàn)的書籍裝幀形式。有人推斷，五代馮道組織刻印儒家經(jīng)典，使用的就是蝴蝶裝，但無實物留傳，還難以確定。北宋初年，所印經(jīng)、史著作，都用蝴蝶裝，并很快在全國通行。從遼代開始，北京也使用蝴蝶裝，其進程大體和中原一帶相當。蝴蝶裝的應用，是書籍裝幀形制的一大改革。是書籍從卷軸、經(jīng)折向冊頁的轉(zhuǎn)變，從而確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書籍基本裝幀形制。
7、包背裝（元代、明代的書籍裝幀）
公元1264年，元世祖忽必烈遷都燕京，改名為大都，此后近百年間，北京成為全國政治、文化的中心。元朝在出版，印刷等方面，有著突出的成就，例如，印書的品種超過前代；木活字的首創(chuàng)和應用，朱墨雙色套印書籍以及包背裝的推行和廣泛應用等。
元代北京出版書籍的裝幀形式，以蝴蝶裝、經(jīng)折裝為主，蝴蝶裝多用于一般書籍，如政府編印的經(jīng)史類書籍。經(jīng)折裝則多用于佛經(jīng)。在字體方面則多選用趙體，民間出現(xiàn)的話本中，使用了較多的簡化字。
元代中期開始，書籍多用包背裝。色背裝的工藝特點是：本頁齊中縫文字向外折疊，配頁后，撞齊，訂口在書頁空白邊，用紙捻穿訂扎平，訂口外裁切，書背刷糨糊，貼上封皮后，裁切上下書口。一般書籍多用厚紙作封皮，宮廷用書，則用紙裱以黃綾。元代北京印刷的《秘書監(jiān)志》一書中，記有表背匠焦慶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：黃蠟、明膠、白礬、白芨、藜簍、皂角、茅香各一錢，藿香半錢，白面五錢，硬柴半斤，木炭二兩。這個配方中，包括了粘合劑、防腐劑和芳香劑三大部分，可見當時書籍裝幀的用料是很科學的，它可以使書籍長久保存。
包背裝較蝴蝶裝有很多優(yōu)點，一是閱讀方便，二是書籍更為堅固耐用。也是書籍裝幀形式的一個重要階段，它更接近于今天書籍的裝幀形式。
線裝是明代興起的一種新型書籍裝幀形制，也是我國古代最完美的一種書籍裝幀形式。線裝書的加工流程為：折頁、配頁、撞齊、訂紙捻、配
封皮、三面裁切、打眼、穿線、包書角等。明代線裝書的封皮，多數(shù)為紙面，選用較厚的紙，或幾層紙滾貼而成。較為考究的書皮，則在厚紙上滾
以布、綾、錦、絹等織物，包角是在書的訂口上下兩角裁切邊處貼以細絹，以使其美觀堅固。有的書還有書根，即在書的下切口靠訂口處寫上書名
及卷次，以便于閱讀時查找。線裝的訂眼是為了穿線，隨書的開本大小和設計要求，有四眼、六眼、八眼不等。訂線多用白絲線穿雙道，書要壓
實，線要拉緊。明代孫從添在《藏書紀要》中說：“訂線用清水白絹線雙眼訂結(jié)，要訂得牢揪得深，方能不脫而緊，如此訂書乃為善也。”
8、線裝書（明清時代的書籍裝幀）
線裝書的封皮文字稱書箋，只有書名和卷次，印或?qū)懺陂L條紙上，貼于封面的左上角。扉頁所載內(nèi)容較詳細，有書名、出版印刷者名、出版年代等。更詳細的出版情況，多印于書后。有些政府出版的書籍，還在書的第一頁或封面蓋有印章。最有代表性的是經(jīng)廠印刷的《大統(tǒng)歷》，不但蓋有政府公章，并有政府文告，申明不得私自翻印。
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點，是民間印刷作坊的興盛，據(jù)統(tǒng)計最多時有120多家，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廠兩處。在這些作坊中，也有專門從事書籍裝訂和字畫裱裝者。
清代最通用的書籍裝幀形式是線裝，卷軸裝、經(jīng)折裝、蝴蝶裝和包背裝等，都有使用。卷軸裝在清代多用于字畫的裝裱，其裝裱工藝十分精致考究。底面多用上等宣紙，畫芯四邊裱以素色彩綾，軸外裱以錦緞，軸頭用料則分為不同的檔次。經(jīng)折裝除用于佛經(jīng)及字帖外，也用于一般書籍，宮廷印刷的《耕織圖》，《南巡圖》等，刻印十分精良，其裝幀采用經(jīng)折裝，所不同的是開本約一尺見方，封皮用厚紙板裱以黃綾?？滴?、雍正年間刻印的《龍藏》，共720冊，全為經(jīng)折裝，書皮裱以黃綾，10冊一函，規(guī)模巨大。蝴蝶裝在宮廷印刷的書籍中也有使用，曾有過清代中期的蝴蝶裝書，用上等宣紙印刷，版邊留有較大空白，封皮用硬紙板裱以黃綾，并有前后環(huán)襯頁，一邊裱于封皮內(nèi)側(cè)，裝幀平整，裁切跟齊，屬于宮廷書籍裝幀之上品。包背裝在清代也有較多的使用，乾隆時期編纂的《四庫全書》一套共36315冊，為著名的寫本，共抄寫七部，共計254205冊，全為包背裝。全書封皮用厚紙外裱綾衣，四庫分別用不同顏色，其經(jīng)庫用綠綾，史庫用紅綾，子庫用藍綾，集庫用灰綾，最后分別用木函裝書。線裝為清代書籍裝幀的主要形式，除皇家用書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，一般的線裝書則力求“護帙有道，款式古雅，厚薄得宜，精致端正”四大要素。其封皮有紙面和市面兩種，封面多貼書簽，書本部較薄，一部書裝于函套。清代線裝書的前面多留有一、二張白頁，其后才是扉頁，內(nèi)容有書名、刻印者名及年代、地點等。函套多用半包式，底口多有書根字，寫有書名、卷次等。
從18世紀初期開始，西方的印刷技術(shù)逐漸傳入我國，近代出版印刷業(yè)開始興起。隨著新型印刷技術(shù)的應用，書籍的裝幀形式也發(fā)生了很大的變化。而今天所使用的冊頁裝及矩形開本等基本形式，則起源于我國的宋代，約公元14世紀，逐漸傳向西方。雖然在材料、工藝方法等方面有階改進，但其基本形式，仍為中國古代所首創(chuàng)。
